作者：韩福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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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编者按】日前，崔永元在微博上发布了几张合同的照片，称某演员签“一小一大双合同”，小合同千万酬劳，而大合同则有五千万，疑似炮轰范冰冰“天价酬劳”。于是，从大小合同到阴阳合同、从逃税到洗钱、从公司到明星，电影圈被“小崔掀”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巨浪。范冰冰也因深陷阴阳合同偷税漏税事件，近期彻底消失在公众视野中，但其各种负面消息仍不断。
大家现在对明星的高片酬和电影公司的阴阳合同更是表示深恶痛绝，但其实阴阳合同的存在何止在今日，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，无论国内还是国外，明星一直都是高收入群体，而明星偷税漏税现象在民国时期也曾是一个难题。
在汪伪统治时期，上海就被娱乐界的偷税问题所困扰。战争在继续，并且形势越来越对己方不妙，税收的问题反而因此凸显了起来，因为政府国库空空，需要从民间敛财了。1945年初，上海财税局积极整顿税收，娱乐场所的偷税案件开始被频繁曝光。
“夜来香”这个名字，可以看作是上海滩彼时灯红酒绿生活一个最恰当的概括。1935年胡蝶主演的一部电影叫《夜来香》；1944年，红极一时的中日双语歌、影双栖明星李香兰演唱的“夜来香”，也很快成为中日流行音乐的典范；在上海滩，也有一家叫“夜来香”的俱乐部，盛极一时，不过在1945年3月，他们接到了一份罚单。
胡蝶主演的《夜来香》海报
胡蝶
李香兰《夜来香》唱片
因舞券未送当局盖戳，涉嫌偷税，夜来香被罚504000元。与它几乎同时被罚的还包括“大舞台”（因加座券未经送局盖戳，罚2791392.9元），天蟾舞台（因未撕去票头，罚2243357.15元）天宫越剧场（因加座券未盖日期图章，罚145500元），龙门大剧场（因加座位未发售门券，罚236892.9元），九星大戏院（因一票二用，罚980785元），上海大戏院（因使用银光旧券，未经呈请备案，罚374625元），高乐歌场（因私自提高唱券价目，罚1947816.9元）……罚金最少的小都会舞场，则有63000元。
上海天蟾舞台
从罚款金额看，精确到分；罚款名目多样，但所有以上各家的行为，均与“偷税”相关。政府在公示中，要求他们如数缴纳罚款，逾期不缴者，即予强制执行。
在夜来香俱乐部等娱乐场受罚前一个月，当局整肃娱乐场所的迹象已经显现。有一家名叫“大中华申曲场”的娱乐机构，是这样偷税的：观众入场时并不撕去票头，仍将原票任凭各观众带入，等戏将完场之前，由收票员全数收回，作为未售出票，以规避“娱乐税捐”。这个行为被“密查人员”发现后，罚了277200元。
另有一家“仙乐舞场”，因在1945年1月14日，卖舞票时未盖日期图戳，一周后所售的舞票所盖日期圆章，模糊莫辨，也被认为是“故意逃税”，罚155000元。
政府在公布了这两个案例后，还特地警告说，当局会派员继续密查，务使纳税人或代征场所知所警惕。但从“夜来香俱乐部”等娱乐机构仍以各种方式偷逃税款的行为看，“杀鸡儆猴”的作用并不大。
在日本投降之后，1946年10月，上海《申报》曾有一篇特稿分析沦陷时期上海偷税逃税的现象，认为在戏馆、舞场等娱乐场所，因每天有大量的消费者，所以有大量的捐税，但同时也普遍有大量的税款偷漏。
戏馆中以京戏馆偷税最凶。最初，汪伪财税局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戏馆卖出的门票，到散场前又收回来。到了月终，戏馆随便向财税局报销一点，应付过去就行。至于赠票收的捐税，戏馆经理全数中饱私囊。
为了规避这种情况，增加税收，财税局后来变更办法，将戏馆每排位子的门票订成一个本子，门票必须到财税局去盖章；票子撕下，即算售出；票子同时必须撕三段。缴捐时，必须把票根带去。这办法的确很严厉，而且执行得也严格。财税局也时常派人到戏院去査捐。
这使戏馆经理们大大的感到恐慌，据《申报》的报道，他们于是推派了一位代表，秘密地到财税局去走门路，进行疏通。据说，这一次的“联络”，范围很大，包括盖章及点票根的政府工作人员。此后，虽然后来仍然有人到戏院里去查捐，但经理们已不再愁容满面了。
《申报》分析说，一般而言人民总是压恶捐税，然而经理们例外，他们是捐税的拥护者，理由是：（一）一部分的偷税。（二）全部份侵吞赠票税。（三）迟延缴纳三个月，以此作为高利贷的本钱。
这个说法似是而非，这些所谓的好处，和取消捐税比起来，哪里是什么好处？！总归纳税是加诸戏馆的成本，也不可能全部偷逃掉。
舞场的偷税，据说主要有两种：一种是舞客买给舞女的舞票，向账房间去掉取现款后，账房间又重新把那些舞票卖了出去。这种行为在税收整顿期间经过几次严査，但很快舞场与财税局有了“联络”。
舞场的另一种逃税形式，相对更难被监管，“永远无法破案”。即一些老舞客，为了巴结所欢，直接把现钞交给舞女。其结果是既偷税又逃避掉了老板的剥削。
老舞客给舞女现钞，也被作为“偷税”之一种，拿出来说事，可见“万税”思想在当时有多盛行。媒体记者在报道时说：“舞场的组织是混乱的，经理们便混水里捞鱼，从中大事偷税。茶账数目小，还没什么。舞票数目大，就用了手法。”你看，茶帐都要拿出来说一说。
民国时期的舞女
如果把门票看作是合同，则汪伪末期上海娱乐界偷税的主要形式就是制造“阴阳合同”，给政府看的合同（门票）是弄虚作假的，与顾客实际的消费对不上。
而汪伪政府大力打击偷税，从时间节点上看，恰好与其财政日趋紧张的态势相契合。
自1945年1月2日，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罗君强兼任财税局长以来，锐意整顿税收，他一面防止经征人员之舞弊，另一面又加大力度调查种种逃税事实，予以严厉取缔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娱乐场所对于“娱乐捐”非常抵触，时有取巧规避行为，以图逃税。罗君强为此派员秘密查证。
上面提到的“娱乐捐”，是专门针对娱乐场所而收的税款，在罗君强上任之前，其税率大概为票价的30%。罗君强在汪伪垮台前不久，总结1945年上半年整顿娱乐捐收入的情况时说：
“本市过去娱乐捐收数甚微，由于各娱乐场所逃避不征，或代征以后侵占不缴，流弊至深，经严密订定漏捐处罚办法，并每日分派员认真调查，严格处罚，各娱乐场所均能遵章办理，并据实报缴捐款，收入激增，所有既往逃捐之风，亦一扫而空。”
这个“娱乐捐”的范围在不断扩大，1944年12月1日，为了增加财政收入，上海还新增了一个“雀牌娱乐捐”，针对书寓、妓院、俱乐部、旅馆，每张牌桌每月收3000元，预计每月全市可增加收入3000万元。
但这个“雀牌娱乐捐”，在1945年1月下旬，被上海市长周佛海给叫停了，已发放的牌捐执照，立即收回作废，理由是“事近苛扰”。
民国娱乐捐收款联单
收“娱乐捐”是当时汪伪和蒋介石政府都在做的事情。相比起来，汪伪反而显得更有温情和人性。1945年底，“江上鸥”在一篇题为《“捐”与“娱乐”》的文章中写到：
“在重庆，为了适应战时需要，对娱乐场所的票价，加征百分之五十娱乐捐外，尚有种种慈善义举，另增附捐百分之数十不等，总之一张电影票除了本身价值外，尚需百分之百各种捐税。现在这作风吹到收复区来了，最近南京各娱乐场所，正奉到市政当局加征百分之四十娱乐捐外，接连来的要续征百分之四十的冬赈捐……”这样看起来，比起蒋介石政府来，汪伪所收的“娱乐捐”也只是毛毛雨了。周佛海废除“雀牌娱乐捐”的举动，竟成绝响。也难怪在汉奸大审时，周佛海的自我辩词获得了民众的掌声。
上海光复后，1946年2月，餐厅业也接到从此缴纳“娱乐捐”的通知，只要附有音乐舞池的餐厅，筵席税比照娱乐捐，按营业额的50%缴纳。餐饮同业公会表示不胜负荷，如果一定要执行，只有拆除舞池，取消音乐。而乐队则向当局纷纷抗议。
在那之后，围绕“娱乐捐”的抗议不断，1946年8月，上海市政府决定将娱乐捐从50%降回30%，与汪伪时期等同。这仍是较高税负，高税负下，各种逃税方式和寻租行为不断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现象。于是汪伪时期逃税与查税的猫鼠游戏继续，这可以说是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没能解决的问题。